很多人对风险代理有一个直观印象：律师费可以风险代理，但比例不能太高，最多不超过18%，或者说30%。但真正决定风险代理条款是否有效的，并不只看比例，还要看案件类型、合同性质、适用法律法规，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。

近日，山东兰陵县人民法院（2020）鲁1324民初3658号民事判决书，所涉的一起风险代理合同纠纷，就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观察样本。该案风险代理比例约定为60%，但法院并未直接否定该比例条款的效力，且最终判决支持的金额，却明显低于律所诉请。这背后的裁判逻辑，值得所有委托人和律师共同关注。

一、案例回顾：60%风险代理条款引发争议

2018年8月1日，田某财与山东某元律师事务所签订《风险代理协议》，委托律所处理其与郭某、青岛华某公司及某汽车公司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纠纷。该案诉求为退还购车款351300元，并另主张3倍赔偿1053900元。

协议约定，田某财支付基础代理费3000元；如果调解或者判决增加赔偿，则按照收到赔偿款的60%，支付增加部分对应的风险代理律师费。

协议签订后，律所指派律师代理该案，案件经历一审、二审。临沂中院作出（2019）鲁13民终2829号判决，判令华某公司赔偿田某财1053900元。判决生效后，对方于2019年10月11日向田某财支付1071345元。

然而，田某财收到款项后，未按合同约定支付风险部分律师费。律所遂提起诉讼，要求按1053900元的60%收取代理费，金额为632430元。

可是，田某财却提出了两项核心抗辩：一是，协议约定只有完成换车或者退车，才存在增加的赔偿数额，换车、退车是合同生效前提，而判决中并未出现换车、退车，因此生效条件未成就；二是，60%的比例过高，超过原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第13条规定的30%上限。

二、法院判决：收费比例未被否定，但计算基数被限缩

该案通过一审和二审，法院最终尚未判决足额支持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，而是判决支持律师费用421560元。

法院认为：双方约定律师费用按照60%的比例提取，其条款本身不被认定为无效。原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第13条关于“最高不得超过标的额30%”的规定，属于对律师收费行为的管理性规范，而非导致民事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。违反管理性规范可能引发行政层面的后果，但不直接导致民事合同无效。同时，从2019年7月1日起，律师服务收费已全面取消政府指导价，实行市场调节价。结合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、律所已履行风险告知义务、田某财在履行期间未提出异议等事实，法院认定60%的比例约定有效。

但是，该案真正应当削减金额的是“计算基数”，而非“比例”。律所诉请的632430元，是以全部赔偿款1053900元为基数，乘以60%得出。但法院将“增加赔偿部分”解释为扣除原购车款351300元之后的净增额，即：（1053900元 − 351300元）× 60% = 421560元。

法院认为，协议中“除换车、退车外的增加赔偿部分，按照60%支付律师费用”在语义上指向的，是相较于原交易状态的增量，而非当事人实际收到的全部款项。田某财在二审中自愿放弃退车请求，因此实际获得的赔偿款中，购车款部分属于原有利益回复，增量部分才是风险代理所对应的“成果”。

至于田某财提出“合同未生效”的抗辩，法院亦未支持。法院指出，协议明确约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并未将“换车、退车”设定为生效条件。“换车、退车”在协议中的功能是界定“增加赔偿部分”的范围，而非控制合同整体效力。律所已完成一、二审代理服务，田某财实际获得赔偿，付费条件已经成就。

三、2021年之后，风险代理规则环境已显著不同

对此，贵州贵遵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主任夏小雪律师指出，前述案件虽然支持了律师费用的提成比例为60%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，但是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，上述案件合同签订于2018年，判决作出于2020年，适用的是当时的规范环境。

2021年12月，司法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》（司发通〔2021〕87号），对风险代理收费设置了分档累进上限：标的额不足1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18%，1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15%，等等。这一标准较原30%上限更为严格。

对于在2021年12月之后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，超过分档上限的部分，在效力上会面临显著更大的挑战；即便合同效力层面不被整体否定，法院也完全可能通过调整计算基数、以“合理报酬”为限进行裁量等方式，将实际收费压回合规区间。因此，本案所依赖的“管理性规范不否定合同效力”的论证，在新规框架下的适用空间已经收窄。

四、贵遵提示：风险代理，不能只看比例

贵州贵遵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主任夏小雪律师指出，风险代理案件，对委托人而言，不能仅以“比例未超30%”来判断风险代理条款的安全性。比例合规不等于收费合理，计算基数的约定，往往比比例本身更具实质影响。签约时应重点关注“增加赔偿”“回款”“净收益”等基数概念是否被清晰界定。

对律师而言，本案说明即使比例条款被认定有效，法院仍可能通过合同解释压缩计费基数。风险代理协议中应对计算基数作出无歧义的界定，避免使用“增加赔偿部分”这类需要事后解释的表述。

贵州贵遵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主任夏小雪律师建议，在签订风险代理协议前，委托人与律所均应就收费比例、计费基数、支付条件、案件类型合规性等核心条款进行充分沟通，让当事人有充分的合同审查和思考机会，以最大程度减少后续争议的产生。

案例来源：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（2020）鲁1324民初3658号民事判决书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鲁13民终2829号民事判决书。 （供稿：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外宣部罗艳）